交易所,交易所排名,交易所排行,加密货币是什么,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加密货币平台,币安交易所,火币交易所,欧意交易所,Bybit,Coinbase,Bitget,Kraken,全球交易所排名,交易所排行围绕着“封建”这个概念的学术讨论，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类型。一为中国传统“封建—郡县之辨”意义上的讨论，重在历史学和制度类型。二为欧洲“封建制”和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意义上的讨论，重在社会形态和政治经济学；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中国革命“反封建”意义上的讨论，源自1920—19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侧重于中国现实和革命策略的分析。三为21世纪针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新动向而产生的“新封建”意义上的讨论，重在技术和生产方式带来的变化，它从第二种类型衍生而来，但更多的是针对当前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哲学思辨式隐喻，与美国最近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对历史细节关注较少。《东方学刊》组织本专题，就是希望在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并尝试相互沟通，探索认识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新视角。

　　封建—郡县（官僚）之辨原本含义清晰，从秦李斯淳于越之辩到郭沫若之辩，争论两千余年，堪称人类政治思想史上重要性无出其右的大问题。不同于西方政治哲学史上诸多争论，要么只适用于极小规模之国家，要么主要基于逻辑演绎和哲学思辨而缺乏实践基础，封建—郡县之辨是经过长时期大规模制度实验和应用检验的命题，且从中可引申出集权—分权、中心化—去中心化、皇权—相权（权威—执行）、公权—私权、系统—环境、地方单位—行政层级、人才选拔任用制度、内外轻重、文武关系、政军/政教/政商关系等诸多政治学基础命题。尤其是在大规模国家制度问题上，封建—官僚的类型学可能要远比西方政体类型学更重要。可惜的是，现在政治学界绝大多数注意力还是投向希腊—罗马—现代西方这个单一的思维传统，主要仍关注君主—贵族—民主或民主—专制等政体类型概念，对封建—官僚类型学的研究较少。

　　当然，过去关于封建—郡县的讨论完全局限于中国之内，虽然“中国向者非国，而曰天下”，中国的问题就是普遍的问题，但是当中国来到现代万国世界，这种讨论就会显得过于“地方”，过于拘泥于中国的特殊经验。因而，这个方向的讨论，需从历史的、考据的、传统资政式的辩论转向对人类政治组织形态的普遍性问题的追问，从中国三千年政治实践和理论探讨中提炼出普遍性的知识和范式，以封建—官僚为方法来重新认识人类政治历史。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有一些重要思考，例如，马克斯·韦伯根据依靠个人拥有行政工具的僚属还是同行政工具分离的僚属做出的国家组织二分法，意大利政治学家加埃塔诺·莫斯卡提出的封建与官僚两种国家基本形态，¹都触及这个普遍性问题。其实不仅是政治制度，广而言之，在现有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下，人类所有的组织形态，大抵都处于封建—官僚这两种制度类型之间。本专题中，姚中秋老师的文章将封建化视作人类政治组织的一种普遍性趋势，提出将封建制和郡县制视为国家形态的两种“理想类型”，即是以中国为方法构建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一个有力探索。²

　　如果以封建—官僚的范式来观察当代世界，我们会从很多“熟知”中发现“新知”，也可以突破西方学术话语建构的很多观念。例如，所谓“英国大”“美国三权分立”均可被视为封建—官僚演进的普遍性路径上的特殊状态。美国从汉密尔顿、林肯、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政府演进史，亦是分权—集权两端之间的动力史。从封建—官僚视角来看，选举代议制保留着封建尾巴，地方性始终构成对国家整体意志形成的制约。一些大国实行的联邦制也是封建制的一种现代形态，因而必将面临分—合双向拉力的长期斗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的裙带资本主义、再世袭化、恩庇制，日韩政治中的门阀现象，东南亚政治中出现的曼陀罗体系、分段国家、星系政体、尼加拉体系等，³其实也都可被视作包含了封建性特征的现代国家或区域制度形式。相比起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经历了长达两千余年集权官僚政治的国家，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秦制是最早的现代国家。⁴中国领导的革命也是反封建最彻底的一场社会和政治革命，当代中国制度自然是世界上最“不封建”的制度。如果要建构政治学的“中国知识体系”，封建—官僚范式无疑是最基础的理论出发点之一。

　　正是由于封建—郡县之辨的重要，它作为一个活问题从古代延续到现代，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现代问题的讨论之中。欧洲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都是从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千年封建中孕育出来的，因而关于现代社会的讨论，均以对封建社会的认识为基础。第二种类型的封建问题，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元问题”之一，自然也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础性问题。问题是，欧洲的封建与中国的封建不尽相同，“feudalism”与汉语中什么概念相对应，成了一个难题。严复最初使用“拂特之制”来翻译，可惜信而不雅，后来在翻译甄克斯《社会通诠》时“掷管太息，绕室疾走”，最终选择了“封建”这个译法。由此既开辟了化生万物的思想空间，又造成了争讼不休的修罗场。

　　这个方面的讨论在20世纪初聚焦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按李洪岩的考证，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认识源自列宁。⁵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社会性质成了一个关键问题，要不要与合作，理论上取决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争论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在六大后产生新思潮派、动力派和新生命派的论战。到1939年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得以完成，成为党内理论共识，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成功。

　　但是社会史大论战在学术上并未终结，在改革开放后又成为史学界的论战焦点。自1980年代起，史学界不少人开始反对作为“五朵金花”核心观点的封建说。但是这一阶段的讨论似乎更多执着于国家组织形式，强调秦后即为中央集权，地主专制，而非封建。其实这种观点早自社会史大论战以来就十分流行，并非新论。例如钱穆、张荫麟、周谷城、瞿同祖、吕思勉、胡适、雷海宗、齐思和、费孝通等诸多著名学者，都认为中国只有西周实行过典型的封建制。张荫麟说只有周代可以说是封建社会，⁶钱穆批评封建论者削足适履，⁷吕思勉批评其名实不符，⁸徐复观批评郭沫若一派为“模仿史学”⁹。1980年代之后的反对论者也无太多新意，如许倬云讥之为削足适履，¹⁰侯建新认为封建确属误译，¹¹聂长顺认为秦之后封建非主流。¹²不同在于，1980年代之后的反对论者，其出发点与前人已不尽相同，有更偏重概念原义辨析者，¹³有从反西方中心角度而批评封建论者，¹⁴亦不乏从认同推崇封建制度之积极因素立场而批评者。¹⁵进入21世纪后，尤以冯天瑜《“封建”考论》为代表，¹⁶不仅引起学术界又一波讨论热潮，而且外溢至大众媒体和社交平台，衍生出一系列公共舆论话题。近年不少学者和自媒体抨击秦政，反对大一统，借古讽今，甚至有人宣扬封建，借以鼓吹西方。马克垚¹⁷、黄敏兰等出于“约定俗成”的理由而不支持激进放弃论，但也对封建论提出不少批评。

　　而支持封建论者，虽有李根蟠¹⁸、潘顺利¹⁹、刘秋根²⁰、瞿林东²¹等做出反驳回应，但和过去相比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在大众媒体和网络上更是和者盖寡。

　　综观这一阶段之讨论，双方多存在执着于概念“原义”的“本质主义”问题。本专题释启鹏老师的文章是对第二种类型意义上封建讨论的一个推进尝试。释文指出同一概念可能指涉不同的社会现实，建议跳出本质主义的争论，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现实的理论创造，特别是从“解放”意义上来对待封建主义概念。²²

　　这一观点颇有启发性。事实上，如按照20世纪以来封建概念问题辩论的标准，今天使用的多数政治概念均存在“概念延展”而超出原义。例如“民主”，显然古典民主、近代社会主义运动民主、自由民主、人民民主含义大相径庭，而今天被普遍接受的民主概念是与选举联系在一起的，但正如王绍光所指出的，民主的原意是抽签而非选举。²³再如“宪法”，在汉语中，“宪”的原义是指典范、楷模（《诗经 · 小雅》中有“万邦为宪”、《中庸》中有“文武” ）或成文公布出来的最高法令（《周礼》中有“布宪”“受宪”、《韩非子》中有“宪令” ），却被用来翻译欧美历史中形成的政治契约和政体说明书意义上的“constitution”。又如《易经》中之“革命”与今天所用之“革命”，含义大相径庭，并不会“语乱天下”。²⁴又如“国家”，在汉语中是由“化家为国”的历史过程产生的，与西方历史上的“polis”“republic”“empire”以及与财产权密切相关的“state”“commonwealth”等含义完全不同，与新中国的性质亦不同，但不妨碍我们使用“国家”。又如“公”这个概念，在汉语中的部分独特含义在使用汉字的日语中就不存在，²⁵与欧洲语言更无合适对译。由此西方的“公民”（citizen）一词，在汉语中亦不应译为“公”民，而应为法民、市民。因此，纠结于“封建”一词的原意和翻译问题而不接受其概念延展、其反映现实的变化和普遍的日常使用，难免刻舟求剑之讥。

　　第二种类型意义上的封建问题讨论今天仍有重大意义，但也要跳出“本质主义”式的辩论。除了释启鹏提出的解放意义上的封建解读，还有诸多方向值得开发，例如资本主义的“封建性”问题。

　　20世纪的争论总体上都有西方中心论的问题。“五朵金花”式的讨论确实存在用欧洲历史经验剪裁中国历史分期的不足。而反对者，同样是过于执着欧洲中世纪和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原始含义的问题。他们共同的假设是：欧洲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已经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

　　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默认西方已经走出封建，影响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也阻碍了我们对封建问题的认识。

　　资本主义就是在封建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于1843年所讨论的政治解放与市民社会的出现并未完全改变封建主义政治权力分配的逻辑，只是金钱代替了中世纪的血统。同时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国家建构过程中，集权未完成，权力走向分立，这为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留下方便法门。具体而言，选举制度天然具有的地方性，以及影响选举的机制如媒体、社交媒体等实际上也被资本控制，阻碍了代表社会普遍性的政治权威的形成；多头政体让不同资本集团轮流控制国家权力，新兴资本势力和平接管政权更为方便；联邦制亦为地方性权力抵抗国家集权提供宪法依据，使资本与封建性因素达成利益联盟；西方社会科学所构造的国家—社会二分法，亦为资本及各种“豪民”集团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谋求权力提供了观念合法性。

　　相比作为传统封建社会基础的封建地产和贵族特权，资本不仅天然具有可继承性，而且更为隐蔽和灵活。因此，西方的发展一旦趋于停滞，必然会出现向血缘世袭回归的趋势。例如美国近几十年来，不仅出现了曾经的新兴产业和技术资本转向大地产、超经济剥削和“数据割据”，公共职位的世袭性也明目张胆地出现。拜登、佩洛西、特朗普的子女要么捞钱要么参政，不少州出现民选政客将职位“禅让”给亲属的咄咄怪事，这些都是美国制度和文化封建性的生动表现。无怪乎特朗普二次当选后，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惊呼裙带资本主义将席卷美国。³⁰其实近代中国早有人指出国会政体的封建性，³¹今天学界对资本主义的世袭化和封建性也有批判。³²

　　所以，西方现代国家，以及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方面具有现代国家的外壳，另一方面仍存在深厚而普遍的封建遗留和新生的封建因素。因而，要正确认识现代制度，就要跳出是否封建制的本质主义二元争议，转向讨论“封建性”的存在与否、强弱程度和主次关系。

　　实际早在20世纪上半叶的论战中，就不是仅仅围绕着是否封建的二元辩论，很多人是围绕着“封建性”展开的。例如当时持反封建论的托派，也不否认中国社会封建因素的存在。无论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布哈林的争论，还是中国国内的争论，都不是针对中国是不是“封建”和“半封建”，而是谁起统治作用的问题。今天回头来看，不仅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的封建性有多少，是否居于主导地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今天西方社会，乃至世界各国，都要放在封建性这个透镜下来被重新审视。我们会看到封建性仍然普遍存在，是现代性掩盖之下的一个基本社会特征。

　　为便于下文的讨论，这里先尝试界定一下何谓封建性。在封建问题的前述两种类型的讨论中，虽然“封建”的定义往往无法通约兼容，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引申出“封建性”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去中心化的国家组织结构（第一类讨论中主要关注的）；二是财产和权力的可兑换与可世袭（第二类讨论中延伸出来的）。这两点可以说是中国封建—郡县之辨意义上的封建性和欧洲封建主义及马克思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性的公约数。

　　首先，西周封建制的组织结构无疑是去中心化的（当然其中心化程度比欧洲封建制更高），经过秦朝的激进制度革命，确定了郡县制的大格局，故柳宗元《封建论》有云：“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但是秦之后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复现并长期存在，从西汉到民国的中国国家制度都存在国家政治的中心化和地方政治的去中心化二元结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²⁶。欧洲的封建制无疑也是去中心化的，近代绝对主义王权国家开展了集权过程，但均未能完成。²⁷英国以议会架空王权、法国以弑君共和、美国以法人合并，将集权成就定格于某种权力分立的制度模式之中。同时主权权威的分割决定了中心化组织结构必然受限，因而国家以联邦、地方自治等形式保留了中心化与半中心化共存的情况。

　　其次，西周分封制是以“王土”对诸侯的私相授受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确保了封土、贵族特权和政治权力分配的关联。封建制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但是“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秦政则使世袭特权“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²⁸秦之后，中国打破财产与权力链条的努力持续了两千余年，但是到清末，科举进身途径仍然主要为地主阶级垄断。民国时期更是有所倒退。欧洲封建制同样是以封地和封臣为基础，分封是封君与封臣之间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权利契约行为。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虽然解除了封建地产与政治特权之间的直接关系，但是新生的代议制建立起资产阶级的财产权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交换制度。正如霍夫施塔特所说，所谓共和制度就是让各类财产在政府中按比例拥有发言权。²⁹

　　21世纪，关于封建性的讨论在西方内部重新出现，不过这次以新封建或技术封建主义的形式出现。新封建主义理论家们所关注到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现的新经济现象，就是技术和平台企业所造成的一种类似于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新封建主义观点的出现，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心态从乐观向怀疑的转变。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但是技术进步总是不断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充满乐观想象。二战后，经济学家们致力于证明，技术进步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加平等，如西蒙 · 库兹涅茨认为工业化会让不平等自动减少。罗伯特 · 索洛认为技术进步让所有群体一起受益。经济学教科书也不断告诉学生，技术进步是帕累托改进。到里根时期，一个原本讽刺性的词语“涓滴效应”反而成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最终会带来经济平等和普遍富裕的期许。这种普遍乐观情绪，在两个领域得到反映。

　　一是在政治思想领域，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冷战结束标志着的终结，人类历史已经到达终点，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³³他在《“历史终结”之后》中说道：“在某种程度上，不管人类历史过程将走向何方，它都不会趋向，而是走向马克思主义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³⁴

　　二是在新技术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所谓的“加州意识形态”。它与福山观点的类似之处是排除了其他未来的可能性，断言关于未来的社会和政治辩论已无意义。加州意识形态看似像福山预言的那样跳出了政治辩论，是一种和混合而成的意识形态。但是其中的虽然喊着反对大企业的口号，却崇尚保守派的目标，相信媒体、计算机和网络会创造出完美的市场。喊着反对国家的口号，追求的是同样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前景。实际上，加州意识形态代表着左翼对右翼的投降。“他们在政治上似乎是无可挑剔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希望信息技术在网络空间中创造一种新的‘杰斐逊式民主’，加州意识形态为高科技自由市场的胜利提供了一种宿命论般的愿景。”³⁵

　　但是，技术所带来的美好幻境没有持续多久，这种乐观精神很快就受到挫折。2007年次贷危机和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使人们不得不反思技术和资本主义到底带来了什么，甚至技术本身的发展也慢了下来，造成西方相对优势的急剧衰落。

　　瑞典学者卡尔 · 弗雷认为过去的乐观主义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他将近代以来的历史分成几个阶段：英国工业革命的“大分流”造成社会阶级分化；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大平衡”，劳动者普遍受益；计算机时代的“大逆转”减少了中产阶级工作岗位。数字技术并未让世界变得扁平，美国经济和政治都在两极分化。他的结论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技术大都是取代性技术，使中产阶级境况恶化，人们对技术的看法更悲观，美国人会投票要求限制自动化发展，民粹主义会利用人们对自动化的焦虑。³⁶与之类似，马斯克认为人类会沦落为人工智能的宠物，赫拉利预言绝大多数人类会成为“无用阶级”。

　　首先，金融化方面的反思不可避免地触及金融化所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固化，比如占领华尔街的2011年之后，虽然有曼昆这样的经济学家坚持为美国的“1%”辩护，³⁷学界还是有不少人谈论起西方国家的阶层固化和财富世袭问题。例如，皮凯蒂关注资本主义的世袭趋势；³⁸斯蒂格利茨关注贫富分化背后的寻租动力；³⁹林厚庚等的《金融化与不平等》指出了美国经济金融化所造成的不平等现状，美国的代际流动性近数十年来显著降低；⁴⁰巴西经济学家布雷瑟—佩雷拉等在其新著中也指出，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西方进入“租金资本主义”时代，企业家让位于食利者，财富的增长不再来自创新与生产，而来自利差、股息与债券收益。⁴¹

　　其次是数字化方面的反思。法国左翼学者塞德里克 · 迪朗在2014年出版的《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一书中借用了法国左翼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说法，即资本主义金融化是“秋天的标志”。⁴²他对金融化的反思很快转向对数字化的反思。他在2020年出版的《技术封建主义》中指出，取代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将是技术封建主义。

　　其实在前述加州意识形态中，已经反映出新技术和生产方式带来的等级性和封建性的上升。加州意识形态有两个明显倾向：一是反对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二是反对大组织，包括大企业和大政府的官僚机器。作为替代方案，他们提出一种近似于杰斐逊式民主的去中心化的直接民主制。但是当时的评论者多未意识到，他们所想象的杰斐逊式民主本身就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⁴³历代美国人思考问题的原点总是会回到美国立国基因中的这种封建性，硅谷精英也不例外。

　　加州意识形态在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观点基础上，提出新技术的赋能可以使个人更能够对抗大企业和大政府，并且形成电子化的直接民主。一方面，这种观点似乎符合的反大企业资本主义立场，认为“电子集市”内的直接民主将不可避免地战胜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和官僚主义敌人；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即老保守派的完美市场理想。这反映出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混乱：所谓技术对个人的赋权、社区媒体对大众媒体的取代，大公司和大政府权力被推翻，既有可能是走向他们所向往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有可能是向封建性的回归。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带来的不一定是平等的自由社会，也可能像封建时代一样形成人对人的依附和统治，出现领主和农奴。在这种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接触到新技术的“高科技种植园经济”中，⁴⁴类似中世纪行会手工业匠人和美国早期农场主心态的政治理想，有可能导向的是一个暴君被无数的小暴君所取代的社会。而中世纪的欧洲人早就体验过，地方的往往更难忍受，农奴“宁要国王的专制权力也不要领主的专制权力”⁴⁵。加州意识形态崇尚的网络交往，正如约迪 · 迪安所说：“并不能消除等级制度，相反，它利用我们自身的选择来对抗我们，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等级制度。”⁴⁶

　　事实上，技术和平台资本主义确实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激发了和知识的共同担忧。他们提出了不同版本的新封建理论。

　　波斯纳和韦尔2018年出版的《激进市场》，被迪朗称为右翼—新自由主义的新封建论（但实际他们也非简单的右翼）。该书认为，平台资本所带来的新劳动关系，实际上非常古老，可称为“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该书主要观点包括：（1）数字经济巨头对用户的剥削；（2）数字经济巨头用服务而非金钱来交换用户的数据也是一种剥削；（3）人工智能具有天然的垄断性；（4）要通过一种数字经济用户的工会，来与大公司谈判获得数据的货币回报。⁴⁷

　　随后，保守派城市理论家柯特金在2020年也提出了“新封建主义”概念。他认为西方正回到一个更加封建的时代，其特点是财富和财产更加集中，向上流动减少，人口停滞不前，教条主义增加，一个新的、等级森严的社会正在出现。新的阶级结构类似于中世纪，“新封建贵族嫁接到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上”⁴⁸，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等企业正在创造一个“科学的种姓制度”⁴⁹。

　　迪朗在《技术封建主义》中提出，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已经是一种封建主义。他主要是基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来立论，认为出现了以下四种封建性的租金形式：（1）知识产权租金；（2）自然垄断租金，靠平台基础设施收取租金；（3）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4）动态创新租金，未来的创新需要大数据等无形资产，也会产生创新租金。⁵⁰因此，西方已经不是生产性的资本主义，“封建式掠夺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租金的无序性取代了利润的有序性”⁵¹。

　　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是左翼新封建主义观点的最新代表。⁵²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资本主义已经死亡，随着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西方已经进入技术封建主义阶段。瓦鲁法基斯把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等平台资本称为“云资本”，平台劳动者已经越来越成为“云农奴”，云资本可以绕开市场向生产商收取“云地租”，不同平台之间形成壁垒森严的“云领地”。过去能够对资本进行制衡的国家权力变得越来越弱，因为这些平台不仅能够控制人们的生活，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甚至选票，因而也就能控制政治权力。像扎克伯格这些平台资本家所打造的元宇宙，就是要构建独立的平行世界，与现实中的国家分庭抗礼。在自己的领地上，云资本家就是掌管一切的封建王侯。瓦鲁法基斯认为资本主义死了，却并不是被所取代，而是倒退回封建主义。

　　对于这种“新封建主义”观点，中国学界主要是两种回应：一种是承认其“新”，并借用其一些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的平台资本现象；一种是否认其“新”，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其做出批判。后者如康翟、谢爱民认为，平台资本“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根本矛盾”⁵³。潘越、程恩富认为，技术封建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技术化延伸，技术封建论“遮蔽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我们要“警惕历史隐喻对革命主体性的消解”。⁵⁴这些回应和批判有其价值，但是如果局限于平台资本现象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就被拉入了这些新封建论所预设的议题空间。技术封建主义的“新”与“不新”，都涉及更广泛的议题，以下举几例。

　　其一，西方新封建论者强调租金替代了市场和利润，超经济剥削取代了经济剥削，其实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消亡，只是暴露出资本主义本身的野蛮性。资本主义从来都不仅仅靠经济剥削，今天资本主义出现违背市场经济和利润原则的倒退，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一种形态而已。中国崛起最大的世界意义之一就是让西方越来越难以对全世界进行超经济剥削，于是使其日益暴露原形。

　　其二，西方新封建论者大都没真正碰触西方制度的问题。在其中不少人的观念中，市场资本主义曾经是健康的，代议制曾经是民主的，所以他们对新封建的批判实际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他们提出的解药也都是隔靴搔痒。但是他们不愿谈的是，代议制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遗留，选举也是封建贵族社会的制度形式。西方现代民主无非是一种把财产权转化成政治权力的工具。当西方资本主义停滞，资产阶级历史进步性消失，社会贫富分化和财富积累出现世袭化倾向，那就一定会带来权力的世袭化。从世袭财产到世袭权力，无怪乎今天西方越来越像封建社会。

　　其三，从第一种类型“封建—郡县”意义上的封建问题来看，封建的一个特征就是地方权力的割据。西方文化强调自治，这其实也是源自封建传统。在近代反封建的过程中，国家的统一政治建设始终未能突破天花板。比如，英法德西意美等都未能实现真正的融合和一体化，所谓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都是具有封建性的国家建构半成品，欧盟更是一个未完成就陷入重重危机的制度实验品。因而，当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停滞，国家建构阶段告一段落，封建因素就开始消解统一国家，重新进入各种地方性、特殊性力量割据的状态。技术封建、云割据、数据庄园等概念，就是这种封建性政治结构在数字领域的反映。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统一的官僚系统的出现有利于克制封建性因素。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整体的封建性基因，西方国家从19世纪中叶以来建立起的官僚系统，并没有因其具有统一性的潜能而成为反封建的有效力量。这导致西方知识分子也未能从中央集权的政治统一性中找到反封建的工具。齐泽克和瓦鲁法基斯在谈论黑格尔哲学时，还不忘调侃苏联式的中央委员会以示幽默，⁵⁵恰反映其对政治历史认知的局限。

　　总之，西方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讨论虽有启发，但并未看到问题的全貌，做不到理论的彻底，也很难真正提出有效的方案。正如莫罗佐夫所说，这证明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弱点，“好像的理论框架如果不动员腐败和变态的道德语言，就无法再理解资本主义”，他们从资本主义关系转移到对封建主义的回忆上，“放弃了对剥削性社会经济关系最原始和最有效的攻击角度”。⁵⁶因而，最后不是沦为对资本主义历史倒退的悲观主义哀鸣，就是陷入对未来方向的唯心主义空想。

　　虽然全球思想界热衷谈论新封建或技术封建，但我们不可忽视一点：这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观察视角，或是像迪朗所说的一种“假说”，甚至只是一种比喻。新封建论者眼中代表着技术封建新势力的那些人，却从未声称自己要搞新封建，也很少谈论封建这个话题。但是这不意味着科技和平台资本家对新封建理论所关注的那些问题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计划。他们比知识分子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要干什么，并且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包括反对代议制民主和官僚系统。

　　但是他们选择的路径是不同的。虽然技术封建主义的提出者往往将苹果、谷歌等与平台企业视同一类，但实际上科技企业群体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各自政治立场大相径庭。

　　第一类是数字产品型的企业，以苹果公司为代表。因为其以单一的产品类型为主，倾向于垄断圈地，在商言商，排斥政治权力干预，的确有新封建主义的倾向。新封建主义理论对这一类公司的分析适应度相对最高。苹果公司对美国联邦权力采取疏离拒斥的姿态，例如在是否提供公民手机数据方面，苹果一直在与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斗法”。在2020年达沃斯论坛上，硅谷右翼大佬彼得·蒂尔就批评以苹果为代表的科技公司不接受美国政府的管理，想让硅谷变成一个脱离美国本土的“帕洛阿托岛”。

　　第二类是数字基础设施型的企业，如大平台、数据服务等类型的公司。以彼得·蒂尔的帕兰提尔（Palantir）和马斯克的X、xAI和太空探索等公司为代表。因为其产品具有公共基础设施的性质，不喜欢封建式的分裂割据状态，有些业务高度依赖国防承包，因而总体上倾向于与政治权力合作，喜欢高效的集权体制，不看好三权分立、两党极化、否决政治和官僚主义。

　　苹果等和帕兰提尔这两类公司对待国家政治的分歧，体现了硅谷资本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两种既有所交织，又相互分歧的商业基因”，以苹果为代表的硅谷企业本来就建立在“逃避政治”的哲学之上。⁵⁷以蒂尔为代表的硅谷右翼，也曾经采取过逃离主义的立场，曾经计划逃往海上、太空或虚拟现实中的避难所。但是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他们深苦于美国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和官僚机器无能，于是选择与特朗普的MAGA合流，积极推动改造美国的计划。他们虽然与美国军方有密切合作，但同时也对旧的军工复合体十分不满，认为腐败、裙带关系和官僚主义使军工系统变得低效而无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改造。最近更是躬身入局，一批硅谷高管以预备役身份加入美军。

　　这两种倾向固然都与加州意识形态有或深或浅的渊源，但是加州意识形态中的反大政府、大企业、大媒体，崇尚自由市场、自由工匠、自由意志主义和杰斐逊式民主的混乱想象，在今天已经分化整合，阵营逐渐清晰。苹果公司式的“数据割据”与帕兰提尔公司式的“加速主义”分道扬镳。后者伴随着特朗普的二次当选，走进了美国政治舞台中心。

　　加速主义⁵⁸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计算机程序员出身的柯蒂斯·雅文，他长期写博客批判美国制度，思想来源复杂：怀疑人类理性，反对启蒙思想，反对民主（认为民主与自由不相容，必然走向法西斯，是人类最坏的制度，然而他自己又有法西斯倾向），崇尚君主制、CEO治国。他认为公司就是微型君主制，国家也应该采取公司的治理模式。雅文厌恶的政治正确，批评新闻媒体、高等教育、官僚体系勾结成一个大教会（the Cathedral）。⁵⁹这个教会把自由民主进步定为国教，意识形态挂帅。另一人物是曾经属于左翼控制论文化圈子的前哲学教师尼克·兰德，他也是反平等、反民主的，因而极为赞赏雅文的思想，称之为“黑暗启蒙”。

　　他们的思想影响到彼得·蒂尔。蒂尔是硅谷风投资本家，曾与马斯克共同创办Paypal公司，人称“贝宝帮”。蒂尔从2016年大选开始押注特朗普，后来撮合马斯克、万斯和特朗普。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和万斯都可称为蒂尔的“奇货”。蒂尔同样瞧不起民主自由的政治正确，30年前就写书抨击的多元文化。他认为美国问题的根源就是科技发展速度减慢，主张取消限制监管，加速技术发展，鼓吹“加速主义”。

　　加速主义哲学还影响了班农、特朗普的副总统万斯、国务院规划主任安东、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的负责人萨克斯、马斯克等人。早在2012年，雅文提出了一个口号：“解散所有政府雇员”（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 RAGE）。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让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DOGE），大刀阔斧砍向官僚机构。有人认为，DOGE就是改头换面的RAGE。⁶⁰

　　加速主义所针对的敌人，主要就是软弱的代议制民主和官僚系统的“深层国家”。放在第一种类型的封建主义问题的框架内来看，这两点似乎是存在矛盾的。正如前文指出的，代议制民主本身的分权性质和地方性特征包含浓厚的封建特征；而官僚系统，人们通常会认为是与封建相对立的，是现代国家和统一性的主要标志。那么加速主义为何要同时反对这两者？我们要回到美国制度的历史中来寻找答案。

　　（1）代议制民主。作为一个典型的“公司国家”，⁶¹美国制度先天缺乏政治权威，“主权在理论上属于人民，但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⁶²。虽然经过两百多年的联邦集权努力，被三权分立和联邦制锁死的美国制度仍然未能解决权威的问题。正如英国哲学家白哲特所说，“它不具弹性，无法实施独裁”⁶³。密尔也看到，美国没有一种宪法手段能够平息纷争。⁶⁴随着21世纪政治极化和宪法危机不断加深，美国意识形态的卫道士福山也建议美国借鉴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以便权力更加集中，避免“否决点”造成的僵局。⁶⁵

　　代议制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优点是可以向新兴资本势力的俘获敞开大门，从而实现统治集团内部的新陈代谢，维持整个制度的稳定。但是当主权权威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政府变成了一架腐败、浪费、低效的机器并不断陷入危机，这个制度政治上的吸纳功能失灵，效率上也不再是一家合格的“公司”了。自1980年代金融资本崛起以来，建制派已经牢牢绑架了这个制度，使新兴科技和平台资本要么退而技术封建，要么进而加速夺权，让国家重新变回他们理想中的公司。

　　（2）官僚系统。从第一种类型即封建—郡县之辨意义上的封建问题来看，中国的周秦之变从封建化到官僚化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建立起集权而立体的大规模治理结构。但是官僚制只是“治”道，需要“政”道的驾驭，政道则源于合法权威。王国维研究商周之变时发现，周公建政思想的核心在于避免殷商九世之乱，实现“求定而息争”⁶⁶，有国有家者之合法性权威需要实现“不争”，“立嫡以长不以贤”（《春秋公羊传》 ），任天而不参以人。秦制虽然用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但是延续了这个“政—治”关系的基本逻辑，皇帝的更替要息争，官僚则要以贤能为标准而竞争。政与治两个系统遵循共同的天道。

　　欧洲的官僚化产生于近代绝对主义王权国家，与中国官僚制度有类似之处，但两者本质上名同实异。首先，中国官僚制度背后有一个从战国开始形成的庞大而独立的士人阶层，这个阶层并非像通俗史观所说的那样匍匐于皇权，而是有着作为自己的“规范知识”的道统。虽然现实中普通官吏往往会沦为坐啸画诺、墨守成规的五日京兆，但是士大夫“降而为官僚”终究令人不齿。⁶⁷它既要服务于皇权所代表的权威，也会对皇权形成一定的制度和文化制约，形成一个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⁶⁸近代欧洲的官僚则多是王权的附庸。其次，中国官僚制度从战国秦汉到隋唐科举而形成的客观理性选拔，欧洲到19世纪中晚期才逐渐实现。再次，中国官僚制是国家轴心制度之一，欧洲各官僚体系最终都变成某种形式的代议制下之执行机器。今天学界多有鼓吹西方文官中立和非政治性者，实际上恰恰是这种所谓非政治性，使官僚系统沦为无灵魂无理念的行政机器，且通过政务官事务官之分而限制其政治地位，令普通民众无法通过绩效途径而染指高层政治。但同时，流水的民选官员与铁打的文官又使官僚机器实际掌握着法律应用和具体事权。无灵魂而有权力，这个集团自然会产生自我意识、形成本位利益，与资本等“社会”权力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以自肥。

　　美国官僚制更次于欧洲。英国议会制的行政部门以多数党首脑为领袖，这种内阁制模式已为欧洲大陆所普遍采纳。韦伯观察到，只有美国采用了一种异样制度。⁶⁹伍德罗 · 威尔逊也曾感叹：“我国没有一个像大洋彼岸的‘英国内阁’那样一个重要的最高行政部门。”⁷⁰美国宪法草率，对于行政权语焉不详。建国之初，国家主要靠扈从掮客来统治。杰克逊开始了党派“分肥”模式，被韦伯称为纯粹分封官职的帮派。⁷¹1883年《文官制度改革法》之后才出现了考试产生的事务官，但该法只覆盖了当时十分之一的文官职位。到1993年人事管理局改革，又降低了文官选拔的客观理性标准，造成倒退。2016年后两党都大搞忠诚挂帅、任人唯亲、笑骂从汝，美国官僚制度更是变成自利而因循的机器。因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即大骂“深层国家”。2012年，蒂尔在与福山对话时批评规模庞大的美国联邦政府，说它几乎是一个准社会主义政府，却没有任何五年规划。⁷²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我们不同，但是他对美国联邦政府这个系统笨拙低效、随遇而安的观察确实入木三分。

　　美国1883年通过了《文官制度改革法》（《彭德尔顿法》），结束了自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内推行的党派“分肥”模式，即大选中获胜的政党有权指派与分配政府职位

　　综观历史，美国官僚系统要么成为追求自肥的无灵魂“工具人”，要么成为追随政客的“帮派”，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政”的层面缺乏合法权威的中心，在“道”的层面没有充当规范性知识的道统（甚至美国宗教的独特性也使其未能形成政治统绪⁷³），在“治”的层面未脱封建附庸文化（因而今天特朗普手下官员可一改过去数十年之官员形象，丝滑切换到王船山所称之“谀臣” ）。

　　因而，硅谷右翼的加速主义思想就是要改造这两个方面。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评论马斯克的政府机构“激进瘦身”时，就准确意识到他有可能是在同步推进向数字化控制的技术统治转型，“实际上在构建一种技术官僚与威权统治的混合体制”⁷⁴。早在2022年，雅文就开始规划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人要克服“独裁恐惧症”，把绝对主权交到一个机构手里，特朗普做老板，选择一个CEO来领导行政部门，绝对不受国会和法院的干扰；这个CEO接管所有政府机构，解雇所有公务员，替换成忠诚的“忍者”。这完全就是针对美国代议制民主和官僚制度的手术方案。

　　知识分子们所看到的新封建现象，反映了一部分技术资本的倾向，但是对另一部分技术资本而言，这只是它们“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一种伪装。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加速主义图穷匕见，直接向现行政治制度开火，但不是为治疗新封建主义，而是要改造资本主义，摧毁“你们”软弱的资本主义民主，建立“我们”的资本主义CEO独裁。例如，特朗普政府、蒂尔帕兰提尔公司与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一度并肩协作，试图将全美公民的各种信息数据库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去，实际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大更强的“深层政府”。迪恩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将新封建现象视作一种“退”，她的结论是极端资本主义进入了新封建主义的去中心化阶段。⁷⁵她没有看到的是“进”，这些新型资本不是真的要求去中心，而是通过去中心化的过程实现自己的中心化目标。

　　加速主义者对美国制度问题的诊断有一定现实性，他们的方法却有内在矛盾。一方面，重置美国的主权装置，构建中心化的政治权威，用行政集权的CEO治国取代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民主，确实指向了美国制度的病根之一，某些方面符合大规模政体演进逻辑。另一方面，砸碎庞大的联邦官僚机器，代之以技术资本党羽和封建扈从式的忠诚者队伍，则与他们的目标南辕北辙，也不可能实现美国这样一个大规模国家的有效治理。最后结果可能只是佩里 · 安德森所说的“戴着王冠的封建共和国”。

　　而且，由于特朗普团队是由各种不满者和野心家组成的大杂烩，各种政治议程和利益诉求的相互冲突注定了加速主义的野望绝无可能实现。

　　首先，最大的问题就是硅谷精英与MAGA基本盘的利益冲突。在移民问题，特别是H-1B签证等问题上，两者无法达成共识。在对外关系上，MAGA希望搞美国优先，硅谷精英中的马斯克等派系则希望持续多边合作，反对关税战，故而因《“大而美”法案》与特朗普翻脸。在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上，MAGA与马斯克等分歧巨大。在选举体制之下，特朗普不可能弃MAGA而迁就硅谷精英。同时特朗普与工商业“老钱”、金融“快钱”也在暗通款曲，与科技“新钱”的关系也会受到制约。

　　其次，硅谷精英也非铁板一块，内部矛盾复杂。翟东升等认为，特朗普与马斯克的冲突使科技右翼内部日益分化成三个派系：一是以风险基金、国防科技公司和国家安全机构为代表的国防科技派，与MAGA民粹立场有重合；二是以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硅谷建制派，与特朗普共同利益较深；三是马斯克派系，其与特朗普团队的分歧日显。⁷⁶马斯克的“美国党”虽然不一定能产生重大选情影响，但与其他势力联合则可能诱发蝴蝶效应。

　　最后，加速主义的政治议程也会发生分化。例如，在追求“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的问题上，硅谷右翼也在发生分化。人工智能和平台数据资本可能更倾向于中心化，追求他们的CEO独裁目标。加密货币资本则可能更希望去中心化，或者是以去中心化为手段，在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之外实现新的中心化。蒂尔本人就横跨两边：一方面，他的数据和军工合作业务倾向于中心化；另一方面，他的加密货币项目也许志在建立新的加密帝国，在美元金融秩序之外“另立中央”。

　　总之，加速主义的计划看起来很“美好”，但在美国复杂的政治光谱、社会矛盾和科技产业类型等因素的干扰之下，最终会陷入“天鹅拉车”寸步难行的困境。

　　前边提到，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加州意识形态中所洋溢的乐观主义情绪都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孕育的历史终结思维。在这种思维中，政治问题的辩论已经结束，人类社会的进步已经达到顶点，剩下的只是资本主义的自动运行和科学技术的自动增长。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停滞，社会问题又一次造成困扰，引发了新封建主义的担忧。加速主义就是将这种担忧重新调回到历史终结想象的一种企图。它试图革除20世纪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建构完成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寄希望于通过取消监管而令科技加速发展（甚至取消人的价值），并由掌握新科技的企业家按照效率的逻辑来驾驭政治，再次让资本主义变回一架平滑运转的自动机。

　　虽然自动机是一个现代科技概念，但是对具有历史终结功能的政治自动机的想象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长久现象。⁷⁷在古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中国通过上古三代的漫长探索终于实现了稳定的大规模政治秩序，古人对之自然是视如珍宝。《周易》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⁷⁸中国先民认为基于对天文人文的长期观察总结而形成的一套规律，是实现天下之治的宝贵基础。因而要“文明以止”，文明要安顿于此，要“知其所止”“止于至善”，不可偏离，亦不宜轻言进取创新。因而，老子说无为而治，孔子说居其所而治，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历代中国人不断地回头看向理想的“先王之治”，“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西周的封建制和秦之后的郡县制都是探索能够终结历史的政治自动机的产物，终究郡县制以其制度能力和公共性而胜于封建制一筹。但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多数文明，特别是一神教文明之处，就是不受限于抽象教条和先验模板，而是形成了基于辩证和实践的行动原则，因而也就具有了“变易”“日新”“革命”“矛盾论”的智慧。

　　西方开启的现代化让人类进入了一个“无止”的状态，进步、发展、大国竞力、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各种版本的加速主义成为现代世界的主题。但是无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的加速主义，其目标都是指向某种新的“文明以止”的状态，某种不需要政治的理想社会。二战后，系统科学的新发展让人类意识到，建立一个超越有限人性和低效的人类组织的理想社会自动机有了可能性。在钱学森等的工程控制论的启发下，苏共在1960年代提出了“国家计算自动化系统”，要用控制论将苏联改造成一个赛博国家，但在后来的自由化改革中流产。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在1970年代也提出了一个大数据社会主义乌托邦——“赛博协同工程”，但被美国支持的政变颠覆。阿连德遇害后，赛博协同工程的销毁了程序，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机器是一个工具，能通往自由，也能通往奴役，不能落入资产阶级的手中。⁷⁹也许并非巧合，硅谷右翼加速主义的哲学家尼克·兰德起初也是英国华威大学“控制论文化小组”的成员，只是他从左翼转向了右翼。那么，他的加速主义是通向自由还是奴役？

　　兰德从左翼转向右翼并不奇怪，因为今天西方社会左右两翼也都存在加速主义思想。自打西方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阶段进入金融资本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左翼思想就失去了现实批判的能力，大多只能转向哲学、文化领域的批判。左翼知识分子抱怨“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还容易”，实际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或“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面前表现了自己的软弱性。⁸⁰他们对资本主义或新封建主义的批判得出的方案要么是激活“真实”、撕开“现实”体系的裂缝、诉诸集体行动（马克·费舍），要么是靠收税（皮凯蒂），要么是空谈技术（瓦鲁法基斯），却不谈如何实践。因而左翼也会受到加速主义的诱惑。他们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从右翼的操作里看到了资本主义加速走向崩溃的前景，所以一些人干脆支持加速：“累了，毁灭吧。”

　　不管左翼还是右翼、乐观还是悲观的加速主义，实质都是一种机会主义。⁸¹它们分别是科技资本精英集团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不愿经过复杂实践和艰苦斗争，只想要一个轻按加速按钮世界就会变成他们想要的理想自动机的成功学秘诀。限于篇幅，本文未涉及美国保守主义和新保守（自由）主义，其实它们在本质上同样是历史终结论的不同版本，是面临技术、文化、环境和等危机时的机会主义反应。本文谈及的第一类封建问题和第二类封建问题的讨论对于理解第三类新封建问题以及加速主义等当前事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与中国三千年政治史的积淀和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对比，我们可以更深地理解美国制度的弊病和社会的危机，以及美国各种精英群体对政治的理解之肤浅、策略之草率、行为之盲动，而这一切，根子在于阶级局限性和集团私利超过了对天下政道的追求，以及西方文明的历史之贫困、思想之懒惰。

　　现代化包含着克服与超越封建性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反封建最彻底最成功的现代化。中国领导的中国，不相信任何一蹴而就的“加速主义”浪漫想象，不相信宗教式的历史终结，因为中华文明的历史从来没有经历过终结。坚持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坚持实事求是和艰苦奋斗，中国必能不断克服封建性，在新一波科技和工业革命即将重塑世界的剧变之世，既能用好科技创新产生的正反馈能量和管理效率，又能做好负反馈的政策监管和制度调控。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5年冬季刊，【资本主义新动向：“封建”还是“加速”？】专题，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